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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勞”的概念和“過勞死”的形成機理研究

時間:2019-06-10 13:36作者:曼切
本文導讀:這是一篇關于“過勞”的概念和“過勞死”的形成機理研究的文章,20世紀五六十年代, 日本開始出現“過勞”問題, 70年代日本的“減量經營”導致了勞動者過度勞動的情況惡化, 并引發了日本社會各界的關注。

  摘    要: 對過勞的研究主要有醫學、心理學和社會科學等不同視角, 目前并未形成公認的“過勞”定義和理論研究范式。辨析不同概念發現, “過度勞動”最宜作為社科視角研究此類現象的統一術語。“過度勞動”是行為、狀態和結果的統一, 即超時工作的行為、疲勞的狀態和對健康傷害的結果。醫學視角下的過勞有不同級別并對個體的身心健康產生不同程度的危害, “危度過勞”會導致“過勞死”的發生。在疲勞的不同階段及時地采取必要的措施不但可以減少疲勞對身心健康的傷害而且可以避免過勞死。學界應加強構建過勞研究的科學范式, 呼吁社會實現醫學的社會人文化轉變, 推廣“適度勞動”的科學勞動觀和科學、綠色的生活和休閑方式。

  關鍵詞: 過勞; 過勞死; 過度勞動; 職業過勞; 研究范式;

  Abstract: The researches on“overwork”include medical science, psychological science, social sciences and so on.Since presently there isn't consensus on its concept and research paradigm, we view “overwork”as the best academic term, which embodies the unity of the behavior of overtime working, the state of fatigue and the result of the hazard to health.As for over-fatigue, there exist four levels, among which the highest will cause karoshi.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timely in different stages of fatigue, which can not only reduce damage to health but also prevent karoshi at least.Thus, a scientific research paradigm on overwork should be established as to better solve the overwork issue.

  Keyword: Burnout; Karoshi; overwork; Job Burnout; research paradigm;

  20世紀五六十年代, 日本開始出現“過勞”問題, 70年代日本的“減量經營”導致了勞動者過度勞動的情況惡化, 并引發了日本社會各界的關注[1]。最早提出“過勞死”的概念并對其進行醫學上界定的是日本學者上田鐵之丞[1]。我國大陸學者介紹日本過勞研究始于20世紀90年代初[2,3], 而我國首例“過勞死”索賠案發生在2000年[4]。之后, 隨著新聞媒體報道“過勞死”案例的增多, “過勞”“過度勞動”和“職業過勞”等概念迅速成為大眾熟知的詞語, 也逐漸進入了學界的視野并產生了可觀的學術成果, 但“過勞”和“過勞死”作為大眾通俗概念的歷史要比其作為科學概念的歷史長得多, 理論的發展與“過勞”這一概念在普通大眾中的流行程度并不相稱, 即理論滯后于實踐[5]。近年來, 在科學發展觀和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發展理念的指導下, 在“健康中國”建設進程中, “過勞”問題一再升溫成為學界研究熱點。但是由于研究中存在多種角度多種方法, “過勞”概念尚未在學界達成統一認識。同時, 媒體對“過勞”“過度勞動”“職業過勞”等概念的交叉使用不免引起大眾對該現象的曲解和混淆。因此, 深入辨析“過勞”的形成機理和“過勞死”的構成要件, 形成明確的社會科學視角下的“過勞”概念, 有助于學界及新聞媒體統一對“過勞”的認識。筆者不揣冒昧, 拋磚于下, 以就教于同仁。

“過勞”的概念和“過勞死”的形成機理研究

  一、三種學科視角下的“過勞”

  目前與“過勞”相近的概念不勝枚舉, 如過度勞動、過度疲勞、職業過勞、職業枯竭、職業倦怠、時間貧困、時間荒、過度勞累、過勞死、過勞肥等, 有些在新聞媒體中常見, 有些則經常出現在學術研究中, 甚至在同一篇學術論著中也被交叉使用。根據研究學科的差異, 學界對“過勞”主要有三種不同的表述:

  (一) 醫學視角下的“過勞”

  1. 國外醫學界對“過勞”的界定

  國外對于“過勞”的研究多見于醫學界, 通過ScienceDirect數據庫搜索關鍵詞“overwork”共有5 000多篇研究類文章, 發表數量排名前十的雜志全部為醫學類雜志, 其中《柳葉刀》就有638篇, 實際上直到20世紀五六十年代, 國外對“過勞”問題的研究主要停留在醫學領域, 且主要為過勞綜合征的治療方面[6]。20世紀70年代, 日本學者田鐵之丞提出“過勞死”定義, 即過重勞動引發了高血壓、動脈硬化惡化, 腦出血、蛛網膜下腔出血、腦梗死等腦血管疾病和心肌梗死等缺血性心臟病的發病, 造成永久性喪失勞動能力或死亡狀態[1,7]。后來, 日本前中央大學教授齊藤良夫根據醫學上“過勞死”的概念提出“過勞”是“由于活動產生的疲勞不能因為包含睡眠在內的休息得到恢復的狀態”[1]。

  2. 中國傳統中醫理論對“過勞”的認識

  在中國傳統醫學界, “疲勞”二字很早就出現在文獻中。因為在人類發展的歷史長河中, “疲勞”既是存在于個體的客觀事實, 也是人們易察覺的主觀感受。它是由人的生理和心理條件共同決定的, 同時又存在個體間的差異。這種差異既表現為疲勞程度上的差異, 也有產生原因和作用機理上的不同。

  《黃帝內經》為我國傳統醫學認識疲勞奠定了基礎, 漢代張仲景的《金匱要略·血痹虛勞病脈證并治》第一次以病癥的形式對疲勞進行闡釋, 此外還有三國時期的《難經集注·四十九難》和華佗的《中藏經·勞傷論》、隋代巢元方的《諸病源候論》、唐代孫思邈的《備急千金藥方》和王濤的《外治秘要》、宋代陳言的《三因極———病癥方論》、金元時代李東恒的《脾胃論·脾胃盛衰論》、明代張介賓的《景岳全書》及清代周學海的《讀醫隨筆·證治類》[8]13-16。可以說, 幾乎每個朝代都有對“疲勞”論述的專著, 其所涉及的關于疲勞的形成機理、癥候、類型及診治方法等為我們清晰地認識“疲勞”提供了豐富的理論依據和實踐經驗, 進一步發展了“疲勞”理論。在當代, 有一些醫學機構和學者[9,10,11]提出“疲勞”后的康復措施, 2009年李乃民、賈丹兵合著的《疲勞學》的出版, 則標志“疲勞學”成為完整的理論體系。由“疲勞”轉為“過勞”研究并形成完整的過勞理論體系的標志是2017年肖剛、李乃民、張大鵬聯合主編的《過勞耗竭學》的出版。該書運用中醫理論對“過勞”從概念、原因、預防和防治措施作了較為完善的論述, 是我國第一部過勞方面的醫學著作。其對于“過勞”研究之貢獻至少表現在以下幾點:首先, 定義“過勞”是疲勞之過度, 是過度勞累癥候的統稱。人類的疲勞癥候眾多, 但任何一個疲勞癥候都不能全面地代表整體上人體臟腑病理的危害程度, 也就無法提供預警信息;在眾多疲勞類型中, 癥候性疲勞 (1) 1是導致“過勞死”發生的主要疲勞類型。“過勞”一詞是從疲勞整體的表象中抽象出來的, 最能表達人體勞損程度且包含內容廣泛的疾病概念[12]2。其次, 《過勞耗竭學》把20世紀70年代由馬斯拉奇 (Maslach) 用來描述心理狀態的“耗竭”一詞引入身體疲勞領域, 拓展了其含義。耗竭是對疲勞狀態嚴重程度的定義, 因疲勞導致的人體臟腑耗竭分為四個層次, 即輕、重、極、危, 為后續從醫學上的量化疲勞程度提供了基礎。再次, 《過勞耗竭學》把“過勞”與“亞健康”“慢性疲勞綜合征 (CFS) ”[12]202-227等概念進行了區分, 并認為“過勞”除了對人體有害的一面外, 還有有益的一面, 即能夠感覺到疲勞說明機體的自身防衛系統應激功能靈敏, 能夠起到及時的報警作用。

  (二) 心理學視角下的“過勞”

  心理學視角對“過勞”的研究最早出現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 以1981年馬斯拉奇描述長期處于高應激壓力工作環境造成的心理資源耗竭現象 (心理疲勞) 的情緒耗竭、去人性化和個人成就感喪失三維度職業過勞量表[13]最為著名。該量表后常被用于職業過勞的調查或理論研究, 如對企業科技人員“職業過勞”的現狀和影響因素的實證研究[14]及職業過勞量表的新編制[15]等。德國心理醫生洛特爾·辛德勒和中國學者邵威佳也曾指出:過勞癥是一種主要由工作或其他方面的壓力所引起, 造成的身體、情感和精神方面的極度耗竭, 并認為過勞癥不是一種疾病, 而是處理生活中面臨的困難和挑戰方面出了問題[16]2。該定義與馬斯拉奇定義的部分說法類似但仍然不能全面地描述“過勞”的內涵, 而是側重心理學方面的單學科定義。

  (三) 社會科學視角下的“過勞”

  在社會科學領域研究“過勞”問題, 主要針對的是“過度勞動”。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和《資本論》中就多次提到“過度勞動”一詞, 英國學者理查森1863年曾在《社會科學評論》上撰文討論“勞動與過度勞動”。

  20世紀80年代, 隨著國內外勞動者超強度、連續長時間的工作現象越來越普遍, 尤其是“過勞死”案例的頻發, 過勞的研究開始從醫學領域開始擴展到社科領域[17]。學者們關于“過度勞動”大致有如下一些定義:1) 就業者在較長時期處于一種超出社會平均勞動時間和強度的工作狀態[18];2) 過度勞動指勞動者較長時期內勞動時間超出社會平均勞動時間的狀態或工作強度超出社會平均工作強度的狀態[19];3) 勞動者實際工作時間超過自己期望的工作時間[20];4) “過度勞動”即勞動時間過長、勞動強度過大、心理壓力過大[21];5) 一種較為綜合的定義是認為“過度勞動”是行為與狀態的統一, 必須滿足三個條件才能稱其為“過勞”, 即超時超強度的勞動行為、處于疲勞蓄積的身心狀態、前述的行為和狀態之間存在直接的因果關系[22,23]。還有一些與“過度勞動”相關的概念, 僅從工作時長的角度研究, 如時間荒 (1) 2、時間貧困 (2) 3等。實際上由于工作強度難以測量等具體問題, 大多數學者對“過度勞動”的研究均延續了馬克思所用的測量指標———工作時長。

  茲將“過度疲勞”“職業過勞”和“過度勞動”作為學術用語之間的區別辨析列表如下 (詳見下頁表1) 。

  二、概念的界定和過勞研究范式構建

  (一) 概念界定

  鑒于以上分析, 筆者認為用“過度勞動”一詞作為學術用語來代替目前社會科學界對“過勞”現象的研究比較合理。理由如下:1) “過勞”可以看作是多個概念如“過度疲勞”“過度勞動”“過度運動”“過重勞動”的“簡稱”, 如用“過勞”一詞勢必引起歧義, 影響學界對概念理解上的一致性;2) 因“過勞”一詞來源于“過勞死”更加側重于醫學上的“過度疲勞”, 不能體現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目標;3) “職業過勞”中的“過勞”二字更傾向于“耗竭”“枯竭”和“倦怠”等詞, 而過度疲勞是這些不同稱謂中共同的、核心的、基本的內容———過度運動可致過度疲勞, 過度勞動同樣可致過度疲勞, 而過重勞動重點指超時間、超強度的工作, 雖與過度勞動基本同義, 是在日本的習慣用語;4) 勞動產生疲勞是自然規律, 而“過度勞動”一詞, 既能夠反映“醫學上”的“疲勞”狀態又能反映社會科學研究視域下的“勞動”行為, 并能夠把二者緊密聯系起來。

  至于對“過度勞動”這一術語的內涵如何界定, 我們的定義與上述第5種說法較為接近, 即過度勞動是超時、超強度的工作行為, 以及由此產生的蓄積性疲勞狀態和長時間處于此狀態下引發的健康損害的結果, 簡言之就是行為、狀態和結果的統一。

  表1 過勞相關概念之間的差異
表1 過勞相關概念之間的差異

  (二) 過勞研究范式構建

  不同學科下“過勞”的定義、測度、成因、規制措施等不同 (1) 4, 其研究范式 (2) 5和方法也有很大差異。如傳統中醫學視角下的“過勞”研究仍然沒有完全擺脫《內經》所設定的框架[24];而現代醫學對過勞的研究建立在科學實驗基礎上, 更多的是一種科學主義的范式;心理學對“過勞”的研究仍以主觀范式為主, 認為其不可能達到自然科學一樣的客觀, 有著主觀性、歷史性、相對性的特點[25];社會科學視野下“過勞”研究涉及法學、管理學、社會學、人類工效學、哲學、倫理學等學科, 由于各學科擁有各自的研究范式, 很難說社會科學視野下過勞問題的研究采取的是何種研究范式。一種科學理論得以成立, 必定是因為它能對經驗或事實做出合理的解釋, 成為大家所能接受的范式[25]。建立一種被大眾所接受的統一范式, 既能規避學界自說自話, 也有利于從廣度和深度上拓展“過勞”問題的研究, 加速“過勞”理論體系的構建。為了盡快構建和完善“過勞”理論體系, 在研究范式上需要解決以下三個方面的問題:

  1. 建立“過勞”理論的主導觀念

  主導觀念是一個影響全局的問題, 是一個學科生命體的“基質”[25]。對“過勞”問題的研究, 目前涉及的一個最主要的問題就是主導觀念的問題。雖然國家層面先后提出了“科學發展觀”“五大發展理念”“健康中國”戰略, 而且《人民日報》和新華社等媒體也曾痛批“無節制”加班等, 這說明了我國社會主流觀念上已經達成了一致, 對“過勞”持否定態度。但是現實的研究和實踐容易受到某些傳統觀念的影響, 比如“勤勞致富”“勤能補拙”“鞠躬盡瘁”等就傳遞著“拼命工作”的信息。因此, 為防止“只見森林, 不見樹木”的現象, 還需在微觀上給予高度重視, 展開研究彌補不足。

  2.“過勞”的研究方法

  研究方法既包括對現象的認知方法、思維方法以及主導的科研方法[25]。我們既要借鑒傳統中醫學、心理學、社會學的認知方法, 也要結合大數據驅動下的具有現代特色的研究方法, 把人文主義研究和科學主義研究結合為一體, 取長補短, 完善“過勞”理論體系。

  3.“過勞”的核心概念

  概念是一個理論的基礎, 就“過勞”而言, 目前有“過度疲勞”“過度勞動”“職業過勞”等提法, 而“過度勞動”本身也有“強度說”“時間說”“時間-強度說”“行為-狀態說”等不同的說法。為此, 學界統一概念不僅有利于研究的進一步深入, 而且有助于在傳播視域下大眾對“過勞”及“過勞死”的準確理解。

  三、“過勞死”形成過程

  不論是理論研究還是決策行為, 其最終的目的就是減少勞動者“過勞”現象的發生和降低“過勞死”概率。“過勞死”是“過勞”最為嚴重的后果。我們通常看到媒體的相關報道, 基本都是因為連續加班或幾天得不到有效的休息等原因而“猝死”。但“過勞死”僅僅是最后的結果或者表象, 對于每一個勞動者而言, 預防“過勞死”更多地應該從其發生、發展的心理和生理機理去認識。

  (一) 疲勞的形成

  疲勞是人類生存過程中的自然現象, 幾乎每個人都會經歷這種感受。也即個體在從事任何活動后都會產生疲勞感, 適度的疲勞有助于提升人體的各項機能, 從而提高人類活動能力。疲勞也是人體的一種應激反應, 可以起到“預警”的作用。《疲勞學》把疲勞病癥分為生理性疲勞、癥候性疲勞、疾病性疲勞、生產作業性疲勞、運動性疲勞、慢性疲勞綜合征 (CFS) 、腦疲勞七種, 而且指出極易引起人們麻痹大意的“癥候性疲勞”最易引發“過勞死”[8]7-10。疲勞產生的原因不外乎三種情況:一是持續做功且超過了身心所能承受的極限, 二是負面情緒, 三是疾病[8]3。疲勞也具有顯性和隱性的區分, 比如人可以在緊張的工作或戰斗中, 數日不眠而不感到疲勞, 緊張過后卻往往會感到非常疲勞。實際上當人沉浸在某種活動時并非不疲勞, 而是工作的應激狀態遮蔽了疲勞, 這時的疲勞就具有極大的隱蔽性。

  (二) “過勞”的形成

  《過勞耗竭學》認為:“過勞”即疲勞之過度, 反映的是疲勞的蓄積效應。適度的疲勞經過休息可以得到完全的恢復, 及時休息和調整不僅可以使機體恢復原狀, 還可以提高機體的各項機能, 但是疲勞蓄積過度就很難恢復到原來的狀態, 對人的身心健康造成傷害, 即“過勞”的危害。雖然在醫學理論中解釋過勞用到“熵論”“非平衡態理論”“場論”“系統開放性理論”等[12]78-85, 但這些均不易被普通勞動者所理解。《過勞耗竭學》認為過勞導致臟腑的耗竭, 作者用中醫傳統理論解釋了過勞對肝、肺、心、脾、胃、腎等全身臟腑及大腦等重要器官的損害, 較易于理解。“過勞”按照疲勞程度分為輕、重、極、危四級, 輕度疲勞經過休息可以在短時間恢復;重度疲勞在采取一系列的抗疲勞手段后, 亦可恢復;極度疲勞必須進行積極的抗疲勞治療, 否則會長期存在, 有導致臟腑功能衰竭的危險;而危度疲勞若不采取急救措施則可能會發生“過勞死”[12]63-65。

  (三) “過勞死”的形成

  根據《過勞耗竭學》中“過勞”的四個級別, 當個體處于“極度疲勞”時就已經接近不可逆的疲勞狀態, 如不積極進行抗疲勞治療很可能發生身體臟腑的衰竭, 升級為“危度疲勞”;而處于“危度疲勞”時若不及時救治, 則可能發生“過勞死”。因此, “過勞死”是在“過勞”的基礎上程度加重, 若不及時干預, 隨之出現臟腑功能受損甚至耗竭, 從而引發生命危險。因此, 每一個個體都應該隨時了解自己的身體狀況, 留意“過勞”的預警信號, 及時干預“疲勞”, 不要讓自己的疲勞“升級”。疲勞對個體造成的各類傷害, 見圖1所示。

  圖1“過勞死”產生機理
圖1“過勞死”產生機理

  注:該圖內容根據《過勞耗竭學》及相關資料整理。

  首先, 如前所述, 疲勞是人體的一種自然現象, 只要持續工作或情緒的波動或者疾病狀態都有可能產生疲勞。

  其次, 不同級別的疲勞如果繼續蓄積, 則可升級為高級別的疲勞。“危度疲勞”對人體臟腑的損害即將達到不可挽回的地步, 必須進行急救;即使實施急救措施也可能出現兩種不同的情況, 一是急救有效, 暫時性的緩解癥狀, 二是急救無效, “過勞死”發生。圖1從急救措施到癥狀緩解和從癥狀緩解到健康狀態用虛線表示, 說明此過程僅為可能, 當然, 隨著醫學科學的發展, 也可能變為現實。

  再次, 圖1中有4條雙線箭頭線, 表示“過勞”的積極作用———預警功能。第一次預警是當有疲倦感時, 應該休息;第二次預警是出現生理、心理或行為上的癥狀時, 應該采取抗疲勞手段, 如較長時間的休息等;第三次預警是如經過一段時間的休息仍然沒有緩解癥狀, 而且有加重的趨勢, 則需要采取積極的抗疲勞治療措施, 否則會演變為慢性疲勞或導致人體臟腑的衰竭;第四次預警是隨著癥狀的持續加重而渾然不覺時, 很可能是處于進入“危度疲勞”, 此時的“過勞”具有不可逆性, 是采取急救措施的信號, 否則會導致最為嚴重的后果。

  又次, 從以上分析來看, 從健康到疲勞再到疲勞的持續升級直至過勞死, 整個過程實質上是疲勞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 在任何一個階段, 如果能夠及時采取措施避免疲勞的量變就不會有量的積累, 也就不會發生“過勞死”。最好的情況就是人體經常性地處于健康狀態和輕度疲勞狀態之間的相互轉換, 這個過程不僅對人體的健康沒有絲毫損害, 而且會增強機體的活動能力, 這也正是我們倡導的適度勞動的理想狀態。

  最后, 正確把握“過度勞動”需要注意以下幾點:一是勞動者長期超時、超強度、超壓力下工作, 二是勞動者處于“過勞”狀態;三是勞動者的“過勞”是由于長期超時、超強度、超壓力下工作而引起的;四是與“過度勞動”相對應的是“適度勞動”。過度勞動僅僅是導致“過勞”或“過勞死”的原因之一, 只是因為目前中國社會勞動者過度勞動的顯現化并已成為“過勞死”發生的重要促發因素, 就勞動者而言從生理和心理的變化機理了解“過勞”和“過勞死”的形成過程對預防和減少過勞死的發生具有重要意義。

  四、結論與建議

  綜上, 有多種原因導致人的疲勞乃至過勞, 過勞有不同級別并對個體的身心健康產生不同程度的危害, “危度過勞”會導致“過勞死”的發生。在疲勞的不同階段及時地采取必要的措施不但可以減少疲勞對身心健康的傷害而且可以避免過勞死。

  任何的持續做功都會產生疲勞, 而工作僅僅是其中之一。隨著我國社會經濟的轉型、社會競爭壓力的增加, 在勞動者群體中由于過度勞動導致的“過勞”和“過勞死”現象頻頻發生, 甚至已經成為一個社會問題。在“健康中國”戰略和“健康優先”的原則下, “過度勞動”與經濟高質量發展相悖、與科學發展觀和五大發展理念不符。讓全體勞動者認識由疲勞到過勞再到過勞死的整個過程, 充分發揮“過勞”的“預警”功能, 保證勞動者的身心健康是“健康中國”建設的應有之意。另一方面, 避免過度勞動也可提高勞動效率。杜絕“無休止”的加班等, 追求高質量的發展, 實現健康和經濟社會的良性互動, 不要讓過度勞動成為社會發展的伴隨物。

  (一) 盡快構建過勞研究范式

  在“健康中國”建設背景下, 學界應當通過多種形式展開充分的“過勞”理論研究, 盡快改理論滯后于實踐為理論引領實踐。目前我國過勞研究的公認范式還沒有形成, 理論結構尚待進一步完善。正如前文所述, 核心概念的界定、主導觀念的形成和研究方法的探索亟須學界加緊研究解決。

  (二) 實現醫學的社會人文化轉變

  首先, 學界應向全社會普及“疲勞”知識, 讓全民了解“過勞”及“過勞死”產生的機理、了解過勞和過勞死均是疲勞由量變到質變的過程, 同時也要清楚“疲勞”也具有積極的作用———預警功能, 適度的疲勞不但可以完全恢復而且可以提高機體以后的活動能力, 具有鍛煉人的腦力和體力的作用。

  其次, 在醫院設立“過勞”門診, 讓疲勞癥狀的患者能夠得到應有的治療或者能夠從專業人士那里獲取有效緩解疲勞的建議, 從而避免“疲勞”量的積累, 切斷其發生“質變”的可能;在醫院設立“過勞”門診的另一作用就是對疲勞患者的警示作用, 從而加強“過勞”的預警功能的發揮。

  (三) 推廣“適度勞動”的科學勞動觀

  認識“過勞”對人體的傷害的過程也同時起到了對“過勞”的價值判斷的作用, 有助于在全社會形成適度勞動文化的氛圍, 一是通過提高勞動者素質去提高勞動者的創新能力, 從而提高勞動生產率, 這是我國經濟發展動力轉換的前提和基礎;二在適度勞動的情況下, 保證勞動者的身心健康, 為實現“健康中國”戰略和人力資源的高質量發展開拓道路;三是為構建過度勞動研究范式而建立主導觀念。

  (四) 形成科學、綠色的生活和休閑方式

  從“過勞死”的形成機理可以看出, 是由疲勞的蓄積至危度過勞, 不僅僅發生在勞動者身上, 也可能發生在其他活動者中。如學習、玩游戲、體育鍛煉過度等都有可能引發過勞, 任何個體都應該避免疲勞的累積。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中庸之道”講的就是, 任何事物有一個“度”, 超出這個“度”就會走向事物的反面, 這也正是辯證法所倡導的事物的兩面性和“雙刃劍”思想。過去對于“綠色發展”, 學界更多的是從自然資源的利用和自然環境的保護角度進行研究, 而針對人力資源的綠色開發和利用研究較少。在高質量發展的社會趨勢下, 我們更應該研究如何提高人力資本的利用率, 以人力資本代替自然資源、代替物資資本應該的“高質量發展”的應有之意。因此, 科學、綠色的生活和休閑方式, 不僅是人們追求美好生活的重要前提, 也是為我國高質量發展提供可持續高水平人力資本的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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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釋

  1 “癥候性疲勞包含日常患者因種種原因所感受的以疲勞、乏累、疲乏、乏力等為主訴的各種未病、前病、微病、不顯病、潛病欲發展狀態的病理情況, 亦包含中醫多種癥型中所記述的疲勞癥候。”——引自《疲勞學》第8頁 (李乃民、賈丹兵主編, 學苑出版社2009年出版)
  2 指工作過多而不得閑的狀態。
  3 指因超時工作而缺乏休息時間導致身心健康受損, 此概念最早由Vickery提出, 見Vickery C《The time-poor:a new look at poverty》, 載于《The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1971年第12卷第1期27-48頁。
  4 對于“過勞”在不同學科視角下的測度、成因、規制措施等問題, 筆者在《過度勞動的理論與實踐》 (見《人口與經濟》2019年第2期) 一文已給出詳細的解讀, 此不贅述。
  5 “范式”一詞出自庫恩的《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 是指某一科學家共同體所一致擁有的哲學信念、核心概念和方法, 關乎學科的本質, 也是區別不同學科的決定性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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