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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克和拉圖爾對風險理論的研究

時間:2019-06-10 13:25作者:曼切
本文導讀:這是一篇關于貝克和拉圖爾對風險理論的研究的文章,拉圖爾對風險概念的本體化改造, 終結了搖擺于絕對安全和毀滅性災難兩極間的實證主義風險觀, 為當下有效處置世界和中國風險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論啟示, 借用皮爾斯的句式:追隨行動者第一, 磋商第二, 概率第三。

  摘    要: 貝克的風險概念是想避開風險理論中長期存在的實在論與社會建構論的兩個極端, 跨越事實和價值的二分, 讓理論回歸于真實的生活世界。但貝克風險概念所實現的僅是方法論上跨越, 這使他在分析風險的來源與討論解決方案時, 時常搖擺于實在論與社會建構論之間。拉圖爾在從本體論層面上徹底否定科學與政治之間二元的先驗分離, 使他不僅能追蹤出產生風險的行動者網絡, 而且為解決風險問題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論啟示。

  關鍵詞: 風險; 建構論; 本體論;

  Abstract: Ulrich Beck's notion of Risk is to evade the two extremes of realism and social constructivism which have long existed in the social risk theory and thus to stride across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fact and value, let the theory return to the real living world. However, what Beck's notion of risk achieved is only a methodological leap, which makes him swing between realism and social constructionism when analyzing the origin of risk and discussing solutions. Then Bruno Latour denies thoroughly the dualistic priori separation between science and politics from the ontological perspective, which enables him not only trace the actor network of risk-generating, but also provides important methodological enlightenment for solving the risk problems.

  Keyword: Risk; Constructivism; Ontology;

  在世紀之交, 當代兩位著名的思想家、哲學家布魯諾·拉圖爾和以提出風險社會而著稱的烏爾里希·貝克走到了一起, 拉圖爾后來回憶說:“就在柏林墻倒塌的前夕, 也就是科學技術論早期的研究歲月里, ……我有幸獲許和烏爾里希·貝克 (Ulrich Beck) 及其團隊一起工作, 我至今仍和他保持著密切聯系”。[1]然而, 他們對話的意義直到現在還未引起學界的足夠關注。

  2000年11月拉圖爾受邀前往慕尼黑, 對烏爾里希·貝克及其團隊的工作進行了實地考察, 向貝克團隊提交了一篇題為《再現代化正在發生嗎?如是, 何以證明之?》的評論。[2]這篇評論中, 拉圖爾與貝克思想的交匯點是風險概念, 拉圖爾通過以行動者網絡理論來詮釋風險, 使我們看到一個與前人理解大相逕庭的風險概念, 也使得我們對貝克的風險社會、反身的現代性、有條理的不負責任等術語有了全新的理解, 對探索當前風險問題提供了新的啟示。

貝克和拉圖爾對風險理論的研究

  一、《風險社會》前的“風險”

  習慣于在特定理論框架研究社會現象的學者, 往往糾結于貝克風險社會理論中的“風險”一詞究竟是什么, 始終不能理解貝克為何不愿意直接界定“風險”一詞, 而總是旁敲側擊, 迂回作答。事實上, 回答風險是什么, 即意味著在認識論范疇中尋求風險問題的答案, 恰恰是貝克所力圖避免的。當德文版的《風險社會》英譯為《風險的社會》 (risky society) 時, 貝克認為, 這種翻譯雖然避免了與名詞形式的風險概念相混淆, 但尚未準確地傳達出他的意圖。

  或許, 洞悉貝克的還是拉圖爾, 在他看來, 風險是存在方式的創新, 貝克的“風險社會”概念其難能可貴之處在于, 當行動者與他人的關聯方式的存在發生改變之時, 這一概念不僅追隨這種改變的可能性, 而且改造了解釋風險的社會學框架。言外之意, “風險社會”不單純是一個社會學概念, 更暗含著哲學上本體論轉向。即便僅討論其社會學創新價值, 也應當更多地著眼于實踐, 而不僅僅是預見:“風險這一術語, 在貝克這里并不是指生活會變得比以前更危險, 而是指今后風險的制造將會成為現代生活的內在組成部分, 并且, 如果我們假裝能夠控制風險, 這將是有勇無謀的”。[3]

  也許, 本體論轉向只是拉圖爾的解讀, 但無可否認, 在貝克這里, 風險概念的轉變并沒有得到廣泛的注意。要弄清這個問題本文有必要對《風險社會》之前的“風險”做一個簡單的回顧。

  1. 外部歸因的形成:作為認知對象的風險

  現代社會中, 人們追求風險可控, 很大程度上源于風險外部歸因的思維方式。所謂風險外部歸因, 指的是實證論對風險歸因的解釋, 它源于17世紀概率的涌現, 這使得遭遇危險這個本不屬于認知范疇的事件得以納入認識論來考察。實證論主張, 概率劃出了一個認知空間, 從而空間外的危險被線性地投射到空間之內而成為風險, 這在賦予風險以計算理性的形象的同時, 也賦予其征服外部危險的使命。

  當然, 將概率科學作為風險的單一理性基礎是不充分的。當科學家們將這些“被馴服了的偶然”視為自然和社會的全部要素時, 風險認知就被局限于技術可控性問題上, 勢必會忽視這種線性認知自身的風險。如何解決這一風險認知的反身難題?人們訴諸了非線性的風險感知。哈金認為, 風險感知可以追溯到身處在概率時代洪流中卻做出逆向選擇的哲學家皮爾斯 (Charles Sanders Peirce) :“偶然第一、定律第二、習慣傾向第三”。[4]這就為風險研究的社會學轉向留下了伏筆。

  2. 否認外部歸因:作為文化感知對象的風險

  20世紀60-70年代, 社會學介入了風險研究, 瑪麗·道格拉斯 (Dame Mary Douglas) 的風險文化理論成為主流, 其主張把社會的風險感知置于理論的中心位置。這源于其早期著名的禁忌-危險模型。概言之, 就是把社會邊界視為安全標準。即某種事物并非是因為它的客觀危險性而被拒斥于社會邊界之外, 恰恰相反, 正是因為它能夠被社會共同體所拒斥因而才被認為是危險的。道格拉斯認為, 所謂風險就是我們在某個特定時刻所選擇關注的特定危險, 關鍵不在于外部世界中有多少危險、有什么樣的危險, 而在于我們為什么在這個時刻選擇這種特定的危險來關注。這種選擇不是由理性, 而是由不同類型的社會生活方式決定的, 每種社會文化都有其特定的風險組合 (risk portfolio) 。[5]現實中風險的涌現并非是因為危險的增多, 而僅僅是共同體的文化邊界的雜多, 以至于在共同體無法集中關切以減少困惑。

  文化相對主義的風險觀其問題在于:完全否認自然界的危險是風險的源頭, 否認了風險認知的合理性, 從而走向另一極端, 風險定義中的科學維度也就被抹殺;同時, 文化相對主義將風險僅僅歸因于理論的社會, 忘記了“社會”之所以具有解釋力, 不在于抽象的社會學理論, 而在于作為其實踐機制的政治磋商所提供的辯護性。因此, 風險的文化理論無法應對其自身的反身性詰難, 貝克后來批評其為“除了社會別無他物”的社會學自我中心論。[6]

  3. 歸因模式的多元性:作為策略的風險

  道格拉斯著眼于風險歸因的單一的社會機制, 而福柯的風險研究則關注多元歸因機制。在福柯的理論體系中, 風險屬于策略的范疇, 即不同權力空間之間呈現出的相互連結的一系列中介關系, 這里的權力我們應當從其歸因機制的角度來理解。這也就意味著, 風險并不在某種獨立的歸因空間之中, 而是在其邊界之上。

  福柯以歷史的視角考察了法律精神病學對風險概念的認識, 揭示出風險概念是如何在醫學、心理學及人類學知識和司法制度的交界處, 通過彼此的相互作用而生成的。即風險成為其中“轉換開關” (shunting switch) 。[7]因此, 風險既不是司法制度自行生成的, 也不是理性知識對司法系統單向改造的結果。作為策略的風險不僅關聯起不同的歸因空間, 也使得這些空間發生形變。

  綜上, 道格拉斯和福柯工作消解了風險認知和感知的邊界, 為我們理解風險奠定了基礎, 但他們的目標似乎也僅僅在于理解, 道格拉斯止步于風險文化的不可通約性, 而福柯止步于風險歸因模式的不可通約性, 借用拉圖爾的話來說, 這種對風險外部歸因的終結是沒有意義的。關鍵在于他們似乎忘記了風險并不在純粹的理論世界中, 而是存在于真實的生活世界中, 而后者就是貝克風險社會理論的出發點。

  二、《風險社會》中的“風險”

  回到真實生活世界的貝克不再糾結于風險外部歸因合理性, 而是轉向社會實踐, 他認為, 過去“把危險處境歸諸外部”的做法, 在當下的現實中不再具有可能性。[8]換而言之, 問題出在社會實踐層面無法為這種歸因模式提供充足的正當性。

  康德主義以來, 在政治和科學二分法中, 兩者的正當性達成方式是不對稱的。經由磋商達成的正當性被視為是公共權力一極的特征;而對于科學, 人們相信其進步價值, 有能力在其內部處理錯誤和疏忽, 因而不必拘泥于磋商的形式。

  如果科學行動的后果真如二分法設計那樣, 僅僅及于科學空間內部, 那么, 在科學認知中, 僅考慮由外到內的單向風險歸因尚屬合理。但科學畢竟不是杜威意義上的私人事務, 貝克認為, 與現代化進程相伴隨的, 恰恰是技性科學 (techno-scientific) 的發展, 其公共性已經不容否認, 將風險視為一時的副作用這種辯護方式已經失靈。這就要求人們同時基于科學和政治的雙重正當性考察風險。但是, 現實中兩者是極不平衡的。政治決策過度屈從于科學的學科框架, 磋商被僵硬的程序規范所取代, 其后果卻要政治制度去承擔。科學制造了風險, 卻無需對其負責, 而政治制度失去了對風險的控制權, 卻不得不為其后果承擔責任, 貝克將這種狀況反諷為“有條理的不負責任”。[9]換用拉圖爾的話說, 就是自然把政治短路了。

  如何解決這一問題, 后現代主義者的做法就是徹底地消解科學與政治的邊界, 聲稱責任無需厘清, 行為的正當性可以不予關注。這是貝克所不能認同的。他主張, 科學空間和社會空間應當是既分離的, 又以種種復雜的方式交錯地關聯在一起, 這種關聯是統攝一切的, 風險實質上是對這種“把分開的因素合起來思考”的力量的表征, 而不是對其結果, 即這種關聯在認知范疇中即將形成因果關系的表征。 ([8], p.15) 因而, 它在二元論從時空上分割開的東西, 如科學與政治、自然與社會之間建立了真實的關聯。

  對比福柯, 不難看出, 二人在風險的形而上學建構上有著異曲同工之處。作為社會學家, 貝克并沒有充分闡述這種關聯的哲學意義, 但在貝克看來, 這些關聯本身是先于各自的正當性的, 是認識風險的起點, 風險社會的任務就是為這些關聯本身重建其制度正當性, 使其向“一種包含更多復雜性、偶然性和斷裂性的形態轉變”, [10]我們可以從以下幾點來理解:

  (1) 視角的轉換。雖然關聯舍棄了必然, 意味著感知。但與道格拉斯不同的是, 在風險社會理論中, 感知的作用不是直接地、線性地選擇何種危險值得考慮;感知帶來的是重塑社會的思考和行動, 進而生成了哈貝馬斯意義上“公眾”, 而后者實現了原先二分法中政治一極的功能, 即“提供了行使共同監督或替代性監督的機會”。 ([8], pp.245-246) 這就避免了以實在的社會來解釋風險。

  (2) 正當性的重建。作為關聯, 風險本身在建立之初是與認知無關的, 貝克反復強調, 風險源于無意識 (無知識) , 它是一種先于因果邏輯的、內在生成的狀態, 貝克用“危險處境”一詞來說明這種狀態;而要成為通常意義上的風險, 它需要以大眾媒體、可視化技術作為媒介, 從而使得危險處境得以表述為想象的、自視為合理的因果關系。

  通過這種制度設計, 貝克旨在將風險磋商帶入各種專門知識建立的過程中, 在各專業領域中劃出了一個微觀政治操作的空間, 在其中, 不同觀點可以經由相互批評、磋商而達成暫時的一致性。而正是在與不確定性和不安全感的互動中, 人們將建立制度性的學習過程, 使得科學技術不再盲目地追求進步, 進而實現在社會的內在性 (規則自由) 和自然的內在性 (無限可能) 之間建立多元聯系, 貝克將這一機制稱其為亞政治。貝克通過亞政治概念所希望表述的是:科技與日常生活之間的關系高度復雜的今天, 任何專業活動不經過訴諸風險的過程, 也就意味著不具備正當性。

  (3) 方法論的超越。定義風險的過程也就意味著公眾在科學領域中的劃界嘗試, 這種劃界并不具有唯一性, 它是多元且分歧的, 與前文所述經由概率或社會文化所劃出的確定的風險空間有著顯著區別。用貝克舉過例子來理解, 假性哮喘患兒的父母, 在咳嗽和污染之間建立起關聯, 通過自行搜集資料并對抗專家反駁, 也就劃出了一個伴隨著質疑的風險空間。質疑帶來爭議, 進而科學最重要的任務, 從讓公共爭議沉寂下來, 變成讓爭議成為可能。貝克認為, 伴隨著質疑的劃界表明, 風險既是從內部也是從外部定義的, 這種外部性的內在化意味著貝克成功地用“亦此亦彼 (both-ands) ”的邏輯代替了二元論中“非此即彼 (either-ors) ”的邏輯。[11]如前文所分析, “亦此亦彼”的邏輯可以追溯到福柯的“轉換開關”思路, 但福柯僅僅指出了通過這種異質性的關聯改變原有歸因空間邊界的可能性, 而貝克則完成了如何改變的方法和制度設計。在此意義上, 貝克實現了對福柯的超越。

  總之, 在貝克這里, “風險跨越了理論和實踐的區分, 跨越了專業和學科的邊界, 跨越了各種專業職權和制度責任, 跨越了事實和價值的二分”。 ([8], p.77) 尤為重要的是, 在貝克將風險的內在起源訴諸了一個具有本體論隱喻的關聯概念, 這為拉圖爾后來將風險概念徹底引向本體論奠定了基礎。如此, 稱貝克是風險概念轉向本體論的先行者并不為過。但也應當看到, 他所追求的是, 試圖超越二元論而不是徹底否定二元論, 這種跨越, 用拉圖爾的話說, 只是“橫跨于二元論的裂縫之上”。所伴隨的現實問題是:科學家與公眾、科學進步與風險等先驗的二元對立只是被彌合而沒有被消除, 而拉圖爾將從本體論層面上徹底否定這種二元的先驗性。

  三、《風險社會》之后的“風險”

  真正完成風險概念本體論重構的是拉圖爾, 概言之, 即用本體化的“網絡”詮釋并發展了貝克風險概念中的“關聯”。“將‘風險’放到行動者網絡理論中來理解, 它最好的翻譯就是網絡……它是由異質性要素間機遇性的連接所構成, 這些異質性要素中的每一個都充當著轉義者而不再僅僅是順從的傳義者”。 ([2], p.36) 風險概念的重構, 意味著拉圖爾和貝克有著共同的追求, 即探索當人們舍棄了韋伯“鐵籠”式的舊現代性后, 其積極的后繼概念將是什么?在消極到令人絕望的后現代解決方案之外, 是否還有重建現代性的新方案。

  然而, 盡管他們有著共同的出發點、面對著共同的問題, 但在方法、視角、觀念等方面存在著以下分歧:

  (1) 社會學方法與人類學方法之爭。貝克的社會學方法, 即試圖將風險認知反身地內化到個體之中, 將主體改造為“擬主體” (quasi-subject) , 進而革新整個現代社會制度。但在拉圖爾看來, 科學人類學已經更簡潔地處理好了這一問題:與其著眼于人類社會, 強調這種所謂“反身性”的間接模式, 還不如直接關注異質行動者 (人與非人) 直接的相互作用。貝克的社會學方法, 其局限在于將化解爭端的希望寄托在力不從心的人類公眾和難以勝任的媒體之上, 這不過是重提李普曼 (Walter Lippmann) 的幻影公眾 (phantom public) 而已。風險社會與其說是一種特殊的社會形態, 不如將其視為對一系列急劇變化的集體解釋, 視為諸多常人方法中的一種。要將科學帶回公共領域, 從人類學的角度, 更有效的方法在于促使非人類不斷地社會化, 把政治推進到物的層面, 使事物同樣具有公眾性, 成為定義風險的主體, 才能真正地化解盲目排斥風險帶來的危機。

  (2) 先驗與生成。貝克認為, 一旦公眾形成, 政治就引入科學, 風險隨之得到界定, 這一過程似乎是可以自動完成的。但在拉圖爾看來, 貝克找準了問題, 卻沒有解決好問題, 沒有意識到“自然秩序的內在政治品性”。[13]如果風險所涉及的自然仍然是給定的、無可爭辯的、不言而喻的, 政治介入就是一句空話。貝克的理想中的共同世界, 并非“仿佛一直就在那兒, 等著我們去認識的東西”。拉圖爾認為, “一個共同的世界, 如果必須要有的話, 它是我們將有必要竭盡全力地去共同建構的東西”。[14]因此, 拉圖爾提出了一項有待努力完成的、更加艱巨的任務:即追蹤風險、共同世界是如何在實踐建構中逐步產生的。這將帶來根本性改變, 風險、科學與政治之類的觀念, 就從先驗的存在進入實踐中的生成。

  (3) 風險與進步。在《風險社會》時期, 貝克將科學過度擴張的后果歸咎于進步, 他認為科學進步的觀念暗含著不負責任, “進步的行動結構是這樣一種常態, 它可以未經同意就徹底改變人們的社會生活條件”。 ([8], p.263) 在拉圖爾看來, 貝克對進步的理解實質上是實證主義的一種誤解, 只有把進步理解為斷裂, 而現在視為對過去的否認, 未來視為對現在的取代, 進步才同時具有不負責任的含義。拉圖爾主張的進步, 指的是人類和非人類雜合尺度不斷加深, 集體所動員行動者不斷擴大, 因而也就意味著“副作用”不斷內部化, 這一過程既是政治的, 也是科學的, “所面對真正的風險意味著讓這些參與試驗的實體來不斷地重新限定你所提出的問題”。因而, 風險也就不再是科學進步的對立面, 而恰恰就是科學本身, 它們都是不穩定的實存, 在此意義上, “科學的就是風險的”[15]。

  綜上, 拉圖爾與貝克之間的探討, 彌補了貝克哲學思考不足的短板, 為風險社會理論深入到微觀實踐打開了局面。拉圖爾用“網絡”對風險概念進行本體論的重構, 實現對貝克風險概念的超越:

  (1) 從形而上的層面看, 風險源于關聯中的網絡。拉圖爾所說的網絡, 并不局限于貝克所謂公共領域中人們之間的交往網絡, 當然也更不是指現成的、實體的物質性網絡, 而是人類和非人類行動者實踐秩序之間的關聯。

  從網絡來理解風險, 突出了自然與社會之間的現實糾纏態。我們之所以能覺察到風險, 只是因為我們將看待問題的方式從“事實問題”轉變為“關注問題”。拉圖爾曾經用石棉的例子, 來說明現代主義所承諾的絕對無風險對象, 實質上是不存在的。石棉作為一種理想的工程材料, 曾經“象征著舊的無風險的事實問題”。然而一旦人們在實踐中確立了石棉和肺癌之間的關聯, 它變成了“法律、衛生和危險噩夢般的糾葛”。其風險使人們意識到石棉并非純粹的科學客體, 其自身就是一種包括了“其后果, 其制造者、其承受者以及一系列的事件與合法性質疑”的網絡存在 ([13], pp.45-49) 。因此, “當科學和技術的黑箱開始不可避免地被打開時, 風險和網絡的觀念被視為兩種探索新型復雜性相似方法”。 ([2], p.36)

  (2) 以網絡重構風險, 其實質是對風險的本體化。盡管作為貝克風險概念起點的“關聯”有著本體論的傾向, 貝克也意識到“反身的現代化”中的“反身的” (reflexive) 不是認知意義的反思, 而是實踐中的自我對抗, 但他并沒有在風險的本體論轉向上走得更遠, 無法去觸動先驗的自然觀念, 也就意味著其主張缺乏細節, 其訴諸的“政治”某種程度上是空洞的。

  而在同一時期, 拉圖爾借助對行動者網絡的關系本體論改造已經走出了這一困境。[16]拉圖爾認為, 網絡的實在性正是體現在本體意義上的, 正是由于集聚了大量的復雜、多樣、異質的轉義者, 網絡才能維持其作為實體客觀性和確定性。設想兩個科學家討論問題, 并不會考慮所討論的是事實還是建構, 而是通過要求對方說明他是以什么儀器, 什么方法, 又是在什么條件下得到數據并證明的。 ([14], p.459) 如果說, 在此過程中存在政治, 政治就是清點考量異質行動者的數量, 關注它們作為網絡形態的實存方式, 提供平臺使其能夠聚集得足夠實在。

  (3) 用網絡重構風險, 從本體層面對風險的外部歸因問題給出了更加合理的解釋。進一步, 當我們用“黑箱”來隱喻事實時, 我們應當清楚, 它的建構是一種自然政治過程, 作為一種暫時的總體性, 集體必然將一些未能納入考慮的行動者臨時排除在外。這種外部既是集體外化的結果, 同時又保持著重新內化入集體的要求, 從外部考驗著集體。特別地, 當這種外部被稱之為危險時, 風險則是集體所經受考驗的阻抗梯度。

  風險外部歸因的合理性問題由此得到新的詮釋, 可計算與不可計算的風險概念也得以統一。把黑箱打開后, 集體就如何容納外部行動者的磋商過程中, 種種考量都是政治的、不可計算的, 而當集體形成, 黑箱制度性地閉合之后, 新行動者又變成可預期、可計算的。這不僅化解了政治的風險感知和科學的風險認知之間的矛盾, 肯定了當下科學研究中風險計算模型日益專業化的訴求, 同時, 通過賦予新行動者, 即科技中的創新要素以開放性, 從而“降低了因主觀臆斷而可能引起的創新風險”。[17]

  四、瘋牛病案例

  以下從瘋牛病案例出發, 來探討風險概念從認識論走向本體論的意義。

  實證主義的風險觀是導致瘋牛病危機的根源之一。1986-1996期間, 英國政府組成的調查專家委員會否認瘋牛病會對人類健康產生危害。其根據在于實證主義的學科劃界標準, 認為人和動物存在物種障礙, 其疾病界限是截然分離的, 接受調查的專家都不愿意在自己的專業范圍之外評價風險, 使得委員會對當時在人類庫魯病、克-雅氏病研究中發現的朊蛋白變異學說沒有給予應有的重視。而后來的事實表明朊蛋白變異恰恰就是導致人畜共患瘋牛病的原因。盡管英國農民首先觀察到牛的蹣跚癥狀, 但卻被獸醫專家以養殖過密的理由搪塞;而消費者卻不得不在承受食用牛肉的不確定性風險的同時, 通過大眾媒體自我普及朊蛋白的相關知識。1996年, 隨著人類克-雅氏病例的增加、死亡案例的出現以及不斷地激化事態, 專家們才不得不承認朊蛋白變異導致瘋牛病的事實。事實上, 從60年代開始, 少數科學家已經開始懷疑實證主義的人類醫學和獸醫學科劃界的合理性, 在瘋牛病事件的后期, 這種認識不斷地通過大眾媒體影響到專家委員會, 才使得英國專家開始把大洋彼岸美國的朊蛋白變異假說引進自己的實驗室。

  農場主與消費者生活中的教訓及其解決危機過程的作用, 使得貝克認為, 解決風險問題的途徑要訴諸公眾, “涉入到瘋牛病危機中的電子媒介與科學、政治和大眾消費文化關聯在一起, 通過這種關聯, 他們使得不可見的風險, 如朊蛋白的變異, 變得可見……關于瘋牛病和人的克雅氏病間可能存在的關系突然間成為可能的‘知識’, 使得危險變成了風險”。[18]

  貝克在應對“麻煩事”時引入政治磋商的社會學途徑是對的, 但將公眾 (即人類行動者) 視為解決問題的單一秩序基礎, 在拉圖爾看來是空中樓閣。因為貝克忘記了朊蛋白, 忘記了使瘋牛病問題得以呈現的整個物質世界, 以及構成物質世界的多元的本體基礎, 陷入了社會建構的認識論窠臼, 其風險社會概念的說服力也因此被大大削弱。

  在拉圖爾看來, 導致瘋牛病出現的行動者網絡, 是由非人類行動者 (朊蛋白、牛、實驗室儀器等) 和人類行動者 (養牛農民、政府官員、專家等) 共同組成的。換言之, 瘋牛病一種本體論意義上的轉譯結果。

  那么, 我們如何知道在網絡中, 行動者之間發生聯結呢?是通過考察異質行動者間的屬性交換, 也就是拉圖爾所稱的轉譯。網絡之所以能點化為黑箱, 使假說變為事實, 就在于轉譯之后所有行動者的屬性都發生了交換。如:原先只是人類庫魯病、克-雅氏病起因的朊蛋白, 現在成了“要對原本可以通過改善加工和屠宰條件得以避免的瘋牛病負起責任來的朊蛋白”;而早前恪守學科界限的微生物學者也被事件造就成人畜共患的瘋牛病問題專家。 ([13], pp.212-214)

  因此, 網絡的形成, 正如貝克所言, 要訴諸于政治磋商, 但不僅是人們之間的磋商, 還有人和自然的磋商。這正是拉圖爾稱為“自然的政治”, 或用斯唐熱 (Isabelle Stengers) 的術語講是宇宙政治 (cosmo-politics) 。自然的政治體現在:盡管, 最初英國的專家委員會并沒有為朊蛋白留出位置。但經過瘋牛病危機中的電子媒介、科學、政治、農場主與消費者的生活經驗之間的一系列艱苦的政治磋商, 英國的專家委員會才把朊蛋白納入解決問題的行動者網絡。此時“所有與朊蛋白、克雅氏病、肉類配送系統, 以及傳染病理論相關聯的議題, 都將穩定下來, 并將成為集體的真正成員”。 ([13], p.216) 同時, 人們阻斷瘋牛病相關措施都發生多樣性變化, 如:農業部門因此而改組, 快速檢測方法得以研制, 屠宰前的檢測成為普遍制度等等。

  通過上述瘋牛病案例的分析, 拉圖爾對風險概念本體化改造的方法論優勢已經清晰可見——不僅解釋了風險的成因, 而且具體了化解風險的途徑。基于行動者網絡理論的視角, 風險與科學是同構的, 唯一不同的是, 風險意味著集體即將經受來自外部行動者的考驗, 而科學意味著已經接受了足夠的考驗。追蹤出外部行動者 (如朊蛋白) 并將其轉譯到集體中來, 就意味能科學地化解風險。相反, 實證主義者盲目地無視外部行動者的存在必將導致危機, 而社會建構論者守株待兔地等待異質行動者在人類交往網絡中涌現則將導致消極悲觀。

  五、結語

  貝克的風險研究之所以得到了科學技術論 (STS) 的強烈支持, 就在于他通過對風險概念的重塑提出了一種新的客觀性形式, 從而為批判自然和文化的二元論框架開辟了一條新的道路。然而, 由于貝克并沒有意識到自然如同社會一樣需要被風險所重組, 因而他所創設的這種旨在跨越事實與價值二分的風險概念, 并沒有完成跨越的任務。

  拉圖爾從本體論層面上徹底否定科學與政治之間二元的先驗分離, 進而, 作為貝克風險概念核心的關聯就從先驗走向了生成, 成為人類和非人類行動者之間的實踐關聯, 風險也就等價于處于黑箱破裂狀態的行動者網絡。定義風險即意味著使網絡重新黑箱化。這就真正將政治引入了自然, 并將后者改造成為了“宇宙”。總之, 拉圖爾對風險概念的本體化改造, 終結了搖擺于絕對安全和毀滅性災難兩極間的實證主義風險觀, 為當下有效處置世界和中國風險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論啟示, 借用皮爾斯的句式:追隨行動者第一, 磋商第二, 概率第三。

  參考文獻

  [1]Latour, B.'Coming Out as a Philosopher'[J],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2010, 40 (4) :599-608.
  [2]Latour, B.'Is Re-modernization Occurring-And If So, How to Prove It?A Commentary on Ulrich Beck'[J], Theory, Culture&Society, 2003, 20 (2) :35-48.
  [3]Latour, B.'ULRICH BECK (1944-2015) '[EB/OL].http://https://www.artforum.com/passages/bruno-latour-onulrich-beck-1944-2015-49747.2015-01-13.
  [4]伊恩·哈金.馴服偶然[M].劉鋼譯, 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 2000, 364-388.
  [5]Douglas, M., Wildavsky, A.Risk and Culture:An Essay on the Selection of Techn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Dangers[M].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8.
  [6]烏爾里希·貝克.世界風險社會[M].吳英姿、孫淑敏譯, 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 2004, 5.
  [7]福柯.法律精神病學中“危險個人”概念的演變[J].蘇力譯, 北大法律評論, 1999, (2) :470-495.
  [8]烏爾里希·貝克.風險社會新的現代性之路[M].張文杰、何博聞譯, 南京:譯林出版社, 2018, 230.
  [9]Beck, U.Ecological Politics in an Age of Risk[M].Cambridge, UK:Polity Press, 1995, 58-69
  [10] 芭芭拉·亞當、約斯特·房·龍.重新定位風險:對社會理論的挑戰[A], 芭芭拉·亞當、烏爾里希·貝克、約斯特·房·龍:風險社會及其超越:社會理論的關鍵議題[C], 趙延東、馬纓譯, 北京:北京出版社, 2005, 7.
  [11]Beck, U., Bonss, W., Lau, C.'The Theory of Reflexive Modernization Problematic, Hypotheses and Research Programme'[J].Theory Culture&Society, 2016, 20 (2) :1-33.
  [12]布魯諾·拉圖爾.我們從未現代過[M].劉鵬、安涅思譯, 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 2010, 65-67.
  [13]拉圖爾.自然的政治[M].麥永雄譯, 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 2016, 57.
  [14]Latour, B.'Whose Cosmos, Which Cosmopolitics?Comments on the Peace Terms of Ulrich Beck'[J].Common Knowledge, 2004, 10 (3) :450-462.
  [15]Latour, B.'How to Talk About the Body?the Normative Dimension of Science Studies'[J].Body&Society, 2016, 10 (2-3) :205-229.
  [16]劉鵬、李雪垠.拉圖爾對實踐科學觀的本體論辯護[J].自然辯證法通訊, 2010, 32 (5) :66-72;128.
  [17]沈培、李建清.創新要素如何銜接--基于行動者網絡理論視角[J].自然辯證法通訊, 2018, 40 (8) :100-104.
  [18]烏爾里希·貝克.再談風險社會:理論、政治與研究計劃[A], 芭芭拉·亞當、烏爾里希·貝克、約斯特·房·龍:風險社會及其超越:社會理論的關鍵議題[C], 趙延東、馬纓譯, 北京:北京出版社, 2005, 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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