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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統”治國之道的內涵與功能

時間:2019-05-16 10:14作者:曼切
本文導讀:這是一篇關于“大一統”治國之道的內涵與功能的文章,針對武帝探尋“永恒之道”的提問, 董仲舒以儒家經學為基礎, 結合上古圣王事跡與各時期政事案例展開分析, 通過舉例、類比、假設、引用等論證方法, 不斷溯古追源, 最終將所有的論證都推向他的終極觀點——“大一統”論

  摘    要: 董仲舒《舉賢良對策》的價值不僅在于它是漢代文體研究中重要的代表作之一, 還在于策文中所蘊含的思想。《舉賢良對策》的目的在于向統治者傳達治國理念, 而“大一統”的治國思想既是董仲舒政治思想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也為我國自古以來崇尚儒學的社會核心價值體系的構建奠定了重要理論基礎。本文對董仲舒“大一統”治國思想的提出背景、內涵及功用進行分析闡釋, 力求在前人研究基礎上進一步理解董仲舒的治國之道。

  關鍵詞: 董仲舒; 大一統; 治國之道; 內涵; 功用;

  董仲舒的《舉賢良對策》[1]中所蘊含的思想歷來是學者們研究的重點。有學者認為, “《舉賢良對策》的重要意義不僅在于對漢武帝治國理政思路產生了直接影響, 千百年來, 其大一統、天人感應、任德不任刑、三綱五常等理念也融入了無數中國人的公共話語系統, 成為了一個普遍的常識。”[2]其理論為漢武帝實行“獨尊儒術”奠定了思想基礎, 鞏固了傳承發展中的儒學正統地位, 也為以儒家思想為底蘊的中華民族精神內涵的不斷深化提供了先決條件。

  董仲舒少治《春秋》, 一生專注于經學理論探索。他在《舉賢良對策》中解答了武帝關于什么是道的疑問, 引發武帝關注之后繼而連對兩策, 以經學思想為基礎融合“陰陽五行”學說進一步闡發了治國之道的內涵及重要功用, 最終說服漢武帝在治國理政上采納了他的“大一統”思想, 并在政治教化上實行“獨尊儒術”的國策。

  一、“一統之道”的產生背景

  董仲舒的《舉賢良對策》之所以能夠引起漢武帝的重視, 一是出于時代機遇和政治選擇, 二是策文的主旨迎合了統治者的治國需求。

  第一策始曰:“陛下發德音, 下明詔, 求天命與情性, ……強勉學問, 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強勉行道, 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有效者也。”結合史料, 便可以推測《舉賢良對策》提出的時代背景。一方面是漢代經“文景之治”, 國力漸復, 作為少年天子的漢武帝不滿于繼續垂拱而治, 而是希望通過加強中央集權, 進一步鞏固天子的至上權威, 從而復興“五帝三王之道”。因此, 武帝下詔舉賢良的目的在于找出能夠支撐他治國理想的思想基礎, 為他實現執政抱負尋找出路。董仲舒在對策中對“道”的解釋及如何統一思想施行正道的觀點恰為當時政治、社會新秩序提供了理論依據。另一方面, 董仲舒在儒學旌旗下, 大力鼓吹神學理論, 利用儒家經典, 包裝“君權神授”的合法性, 為勵精圖治的武帝進行政治造勢。董仲舒曰:“屈民而伸君, 屈君而伸天。”強調全民服從皇帝, 皇帝聽命于上天的“大一統”式政治格局;天道如何, 又應當用儒家學說作解釋。因此, 武帝不但欣然接受董仲舒的學說, 甚至有意扶持這種神化儒學的發展, 來促成漢王朝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及思想道德等多方面的“大一統”局面, 將封建專制發展到新的高峰。

“大一統”治國之道的內涵與功能

  二、“大一統”治國之道的內涵

  董仲舒對“道”的定義是:“道者, 所繇適于治之路也, 仁義禮樂皆其具也。”即“道”是君主應當遵循的治理國家的基本規律, 而仁義禮樂皆是“道”得以實現的工具。他回答武帝“久而不易者道也, 意豈異哉”的疑問, 認為, “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 道者萬世亡弊, 弊者道之失也。”真正的道在本質上體現出的規律和法則, 即使千秋萬代也不會產生弊端, 而歷代改正朔、易服色, 并非治國之道發生了變化, 只是君主為了順應當時治國需要而在制度層面做出了改變, 但無論制度發生怎樣的變化, 三代圣王之道絕不會變, 這是歷史的規律。他還指出:“故治亂廢興在于己, 非天降命不可得反, 其所操持誖謬失其統也。”說明國家衰亡的原因在于君主悖行圣王的治國之道, 使朝堂失去綱紀。為此, 董仲舒引用大量材料, 從百姓教化與君主正身兩方面來論證治國之道的內涵。

  (一) 五常之道

  “常”本義指下半身穿著的衣裙, 《說文解字》釋曰:“常, 下帬也。從巾, 尚聲。裳, 常或從衣。”“常”從日常之物生發出平常之義, 后發展為崇尚流行的含義, 進而引申為恒久理論和普遍道理。“五常”即“仁、義、禮、智、信”, 是恒常不變的樸素真理和治國正道。“五常”并非五種概念的簡單疊加, 而是對以孔孟荀為代表的先秦儒家思想的總結升華并經過長期提煉構建的以“仁”為核心, “崇義、尊禮、尚智、重信”附翼發展的重要社會核心價值觀念。

  董仲舒在春秋公羊學理論基礎上, 結合黃老、陰陽等思想, 用天人感應的邏輯思路對五常之道作出了創造性闡釋。董仲舒認為治國之道的核心在于治民, 治民之術即“上之化下, 下之從上。”君主應當秉承“仁、義、禮、智、信”的五常之道來施政育民, 使民樂生。只有君主“五者修飭”, 才能夠“受天之佑, 而享鬼神之靈, 德施于方外, 延及群生也。”由此可見, 五常之道的本質在于體現統治階級意志, 是符合封建社會的基本政治準則和倫理規范的具有緊密內在邏輯聯系的道德規范體系和社會核心價值, 也是支撐董仲舒“大一統”治國思想的基礎理論。

  治國之道的第一個重要內容即是五常之道。它強調社會責任, 力圖規范社會行為, 高度的社會責任感和道德感召力傳承至今仍擁有廣泛的社會認同感。可以說, 五常倫理觀念深刻影響了中華民族道德素質的養成與道德人格的塑造, 是中華民族發展中道德精神的主線。

  (二) 人君正身之道

  《大學》曰:“欲修其身者, 先正其心。”正身率下是董仲舒針對帝王提出的道德標準, 他認為若要讓國家長治久安, 君主須要奮勉自持, 恪守正確的治國之道。因此, 勸勉君主正身修心是治國之道的另一個重要內容, 也是一統思想得以施行的根本保證。

  董仲舒曰:“求王道之端, 得之于正, 正次王, 王次春。春者, 天之所為也;正者, 王之所為也。其意曰, 上承天之所為, 而下以正其所為, 正王道之端云爾。”即王道之始端在于正, 《說文解字》云:“正, 是也。從一。”《集韻·清韻》載:“正, 歲之首月。”確定了正月, 代表著君主正式秉承天命治理天下, 統帥萬民。又言:“故為人君者, 正心以正朝廷, 正朝廷以正百官, 正百官以正萬民, 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 遠近莫敢不壹于正, 而亡有邪氣奸其間者。”為君主者, 須先正身修心, 要按照上天賜予的正確治國之道來審視自己的思想, 端正自己的行為, 從而規范朝廷的大政方針, 提升百官的執政能力和百姓的道德水平, 使天下最終達到民風淳樸、政治清平的大治境界。對此, 董仲舒多次列舉上古圣王的仁德善政與殷紂等暴君亂政作對比, 并引圣人之言論證其“治亂廢興在于己, 非天降命不可得反, 其所操持誖謬失其統也”的觀點。

  而“天命”何來?董仲舒釋為:上天會降下象征天命的征兆來警示世人, 君主仁德則祥瑞應運而生, 君主失德必將招來災異。天降祥瑞之說并非董仲舒首創, 但其“天譴論”則借助“命者天之令也”順勢推演出“天人感應”學說, 通過類比論證來確證此觀點的正確性并將其不斷神秘化, 在勸勉君主行善修德、正身律己的同時, 把儒學和政治緊密結合起來, 既指明自然萬物與國家政治息息相關, 又強調“受命之君, 天意之所予也”[3], 所謂“君權神授”。通過董仲舒的融合創造, 原始儒學的“德性政治”最終發展為能夠更好地為大一統式專制統治服務的“威權政治”的思想工具, 來幫助漢武帝構建一統格局。[4]

  三、“大一統”治國之道的功用

  (一) 禮樂教化之功

  董仲舒將仁義禮樂視作弘“道”的工具, 實際上指出仁義禮樂與治國之道是形式與內容的關系, 仁義禮樂是弘揚治國之道的載體, 而治國之道是“仁義禮樂”的主要內容和最終要旨。董仲舒曰:“樂者, 所以變民風, 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 其化人也著。故聲發于和而本于情, 接于肌膚, 臧于骨髓。故王道雖微缺, 而筦弦之聲未衰也。”“道”是長久而穩固的存在, 即使圣王已沒, 遺留下來的禮樂仍能發揮教化百姓、維護社會和諧的作用, 只要通過運用圣王之禮樂來感化百姓, 就能尋得行其正道、長治久安之法。董仲舒通過援引周朝先王的事例來論證此觀點, 以幽、厲二王的敗落與宣王時期的“王道復興”做對比, 說明幽王、厲王的政治衰敗并非因為治國之道不存在了, 而是君主不按先王制定的禮樂來治理國家;后來, 宣王之所以能夠明文武之功業, 使周道粲然復興, 是由于他能夠思先王之德, 通過繼承禮樂制度, 恢復被廢止不用的治國良方, 停止有悖治國正道的弊政, 夙興夜寐, 勤政愛民的結果。據此, 董仲舒引孔子所言:“人能弘道, 非道弘人”, 指出:國家敗亡的根源不僅是因為君主違背先王的正確治國之道, 也未能將先王的禮樂因地制宜地結合, 致使禮樂的教化功能未發揮出應有的治國作用。

  董仲舒認為, “或夭或壽, 或仁或鄙, 陶冶而成之。”君主若用教化之法治理天下, 百姓就會依附聽命于仁君。“綏之斯俫, 動之斯和”, 講的亦是此中道理。董仲舒還指出:“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 其堤防完也;教化廢而奸邪并出, 刑罰不能勝者, 其堤防壞也。”道德教化如同河道的堤防, 可以保障政權穩固, 國家安寧;而治國之道的弘揚, 不僅在于禮樂教化, 還在于掌握禮樂教化之功的君主。政教風化制度確立, 有助于矯正民眾本性, 改良社會風氣, 能夠為君主推行正確的治國之道提供思想保障。因此, 古之圣王皆以教化為施政大務, 立太學, 設庠序, 用“仁”來教養百姓, 用“義”來感化百姓, 用“禮”來節制百姓, 以此達到風俗淳樸、黎民安居樂業的社會效果。

  (二) 政策更化之功

  策文指出周、秦失國在于失政, 即盡滅先王之道, 毀圣主之治。如今漢繼天下, 天子雖有治理之愿, 卻未得人意。對此, 董仲舒直言不諱地指出, “漢得天下以來, 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 失之于當更化而不更化也。”他從總結先朝滅亡的教訓中認識到“更化”才是保國之方, 安民良策。

  君主的職責:一是謹慎地秉承上天意志, 以順天命;二是申明大義, 以教化百姓為大務;三是更化改革, 依據治理國家的現實需要建立健全法令制度, 明確上下尊卑之序, 防止人們私欲膨脹;倘若這三方面的事務都完成了, 則“大本舉矣”。其中, 重視更化則可得善治, 更化的目的在于改革時政, 只有施行治國的正道, 使大政方針確立起來, 更重要的是積極順應時代潮流、更化政策, 以符合國家實際的發展需求, 整個國家才能有秩序地運行下去。

  因此, 董仲舒真誠勸勉漢武帝應在“天道不變而政策須更”的指導思想下, 施行一系列具體的政策更化, 如設太學以養士、憑才干擇英賢、受大益則不貪小利、尊儒術和明法度等治國之策。如此才可受祿于天、賜福于民, 最終達到推行上天賜予的正確治國之道的目的。

  四、結語

  針對武帝探尋“永恒之道”的提問, 董仲舒以儒家經學為基礎, 結合上古圣王事跡與各時期政事案例展開分析, 通過舉例、類比、假設、引用等論證方法, 不斷溯古追源, 最終將所有的論證都推向他的終極觀點——“大一統”論。

  漢武帝是為尋求治國之道的貫徹之術而發詔, 選拔賢良方正之士, 策論大義, 考察學問, 以期興仁義之德、明帝王法治、建太平之道。若要滿足武帝的治國需求, 以當時社會“師異道, 人異論, 百家殊方, 指意不同”的局面很難保證國家法令制度順利貫徹實施, 唯有統一思想, 才能真正做到“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 圣王之道才能真正施行, 國家政權才能得以永固。如果說正確的治國之道是國家統治的綱領, 則“大一統”思想才是國家統治的靈魂, “大一統”論乃真正的天地常經, 永恒之道。

  參考文獻:

  [1]班固.漢書[M].長沙:岳麓書社, 1993.
  [2] 鐘浙.漢儒雄風:一代宗師的現代復活 (董仲舒研究文庫第二輯) [M].成都:巴蜀書社, 2013.
  [3]董仲舒.春秋繁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9.
  [4]郭齊勇.儒家文化研究[M].北京:三聯書店出版社,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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