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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定罪免刑實踐面臨的困境與對策

時間:2019-06-13 13:48作者:曼切
本文導讀:這是一篇關于我國定罪免刑實踐面臨的困境與對策的文章,我國刑法理論認為, “刑法現象可以分為典型的和不典型的兩種”[1]。從刑事責任實現方式和犯罪治理實踐模式看, 定罪判刑是典型現象, 定罪免刑是不典型現象。

  摘    要: 近年來, 我國刑事立法犯罪化、犯罪治理精細化、刑罰適用輕緩化等趨勢, 蘊含著定罪免刑實踐的法治需求。當前, 定罪免刑實踐仍然面臨著觀念認知偏差、法律依據分歧、實體標準模糊、運行程序繁瑣等多重困擾。應立足現代犯罪治理理念深化定罪免刑的法治認知, 運用刑法體系解釋原理活化定罪免刑的法律依據, 植根綜合主義刑罰理論細化定罪免刑的實體標準, 依托刑事訴訟程序改革優化定罪免刑的運行程序。

  關鍵詞: 定罪免刑; 犯罪治理; 刑事責任; 刑罰適用;

  我國刑法理論認為, “刑法現象可以分為典型的和不典型的兩種”[1]。從刑事責任實現方式和犯罪治理實踐模式看, 定罪判刑是典型現象, 定罪免刑是不典型現象。與定罪判刑相比, 定罪免刑這種不典型的刑事責任實現方式和犯罪治理實踐模式, 意味著對犯罪人判定有罪但不判處任何刑罰, 罪刑關系在動態運行中發生了變化, 刑罰與犯罪處于“兩相分離”而非“自始在一起”的狀態。這無疑會給人們腦海里共享著的“有罪必 (刑) 罰”、“刑 (罰) 隨罪移”的常態法治印象植入強烈的沖擊感, 致使每一個定罪免刑案件都極易牽動社會的敏感刑罰神經, 牽引民眾的犯罪治理觀念, 都極大地考驗著法官的刑事司法技藝, 檢驗著國家的犯罪治理能力。特別是瀆職犯罪、危險駕駛犯罪等敏感、新型犯罪的定罪免刑案件, 更容易受社會各方關注, 稍有不慎就會“一石激起千層浪”、引發定罪免刑判決的司法公眾認同問題。比如, 瀆職犯罪的輕刑化免刑化難題被指亟待破解[2];“醉駕”可否免刑在“醉駕入刑”之初就被社會關注[3]。定罪免刑在理論上還受到解構刑法邊界的質疑。[4]對此, 有必要從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角度, 對定罪免刑的以上實踐遭遇、理論質疑, 進行系統檢視、辯證分析。本文以下將在多元透視定罪免刑實踐的現實需求基礎上, 剖析當前定罪免刑實踐遭遇的多重困擾, 并順勢探尋優化定罪免刑實踐的有效路徑, 以期對深入認識并優化我國定罪免刑實踐有所裨益。

  一、定罪免刑實踐的法治需求

  (一) 刑事立法犯罪化趨勢

  回顧我國刑事立法不難發現, 近年來我國刑法在整體上呈現出了急劇擴張的犯罪化趨勢。這種犯罪化趨勢主要通過增設新型犯罪以擴張犯罪圈環 (如非法持有宣揚恐怖主義、極端主義物品罪) 、降低犯罪門檻以擴張入罪范圍 (如擾亂無線電通訊管理秩序罪) 、調整犯罪構成要件以擴張行為類型 (如資助恐怖活動罪) 等方式得以彰顯和實現。這種犯罪化趨勢, 既與全球傳統、非傳統安全交織的風險社會焦慮和網絡信息科技迅猛發展而共同催生的現代預防性刑法觀密切相關, 又與我國民眾對刑事法治的更多需求和更高期盼密切相關。以近年頗受關注的危險駕駛罪為例, 鑒于危險駕駛行為引發嚴重交通事故的高度危險性, 2011年刑法修正案 (八) 通過增設危險駕駛罪, 將追逐競駛、醉酒駕車這兩類危險駕駛行為納入刑法打擊范圍。在此基礎上, 2015年刑法修正案 (九) 通過修改補充危險駕駛罪, 將極易造成大量人員傷亡的兩類危險駕駛行為 (嚴重超載、超速從事校車業務或旅客運輸, 違規運輸危險化學品危害公共安全) 納入刑法打擊范圍。

我國定罪免刑實踐面臨的困境與對策

  而與刑事立法犯罪化趨勢相伴的是, 犯罪罪名增加、犯罪門檻降低、行為類型增多、行為樣態復雜, 刑法在整體上調整的范圍趨廣、打擊的外延趨寬。刑法調整范圍的變化, 會引起刑事責任實現方式的變化。犯罪行為樣態的復雜化, 會催生刑事責任實現方式的多元化。刑法中新增的大量輕微犯罪行為, 需要較輕刑種、較短刑期、緩期執行、定罪免刑等相應輕微的刑事責任實現方式與之匹配。進而, 刑事立法犯罪化趨勢在客觀上催生了以定罪免刑方式追究刑事責任的更多可能性和更大必要性。

  (二) 犯罪治理精細化趨勢

  “任何懲罰制度都是社會結構的縮影。”[5]犯罪及犯罪治理是深嵌在社會及社會治理的深厚土壤之中的。當前, 在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的新時代背景下, 人們對刑事法治的要求日益增長, 對精準定罪量刑的需求更加強烈。人們對精準定罪量刑的普遍需求, 與司法機關對精準定罪量刑的供給能力之間的矛盾將更加凸顯。作為回應刑事法治供需矛盾重要方式的犯罪治理精細化, 其在司法上的基本要求便是精準定罪量刑、合理定罪免刑, 實現罰當其罪、刑當其責。

  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 犯罪治理能力的不斷提升和刑事責任制度的不斷進步, 對犯罪人判刑已不是唯一選擇, 定罪判刑已不是追究刑事責任的唯一方式。刑事責任已經演化成一個從定罪免刑到定罪判刑組合而成的有機責任體系。如果說在貝卡利亞所處的啟蒙思想時代, “對于無窮無盡、暗淡模糊的人類行為組合, 需要一個相應的、由最強到最弱的刑罰階梯”[6] (P.66) 的話;那么, 根據我國刑法規定, 為實現對現實生活中紛繁復雜的犯罪行為的合理反應, 刑事司法實踐需要根據不同案件, 為不同情節的犯罪人有區別地“供給”一個由輕及重、層次分明、配置合理的刑事責任階梯。而什么時候對被告人作定罪免刑判決, 什么時候對被告人作定罪判刑判決, 這需要精湛的司法技藝和崇高的職業擔當。可見, 與社會主要矛盾轉化及犯罪治理精細化趨勢相伴的是, 作為現代國家犯罪治理制度體系重要組成部分的定罪免刑制度, 其法治價值將在深化依法治國實踐中更加凸顯。

  (三) 刑罰適用輕緩化趨勢

  刑罰是國家運用公權力懲罰和預防犯罪的一種“不得已”的嚴厲手段。隨著社會發展進步, 人們對犯罪原因的認識更加全面客觀、更趨理性平和。犯罪的發生不僅是個人或社會、物質或文化、歷史或現實、主觀或客觀的單方面引發的, 而通常是個人、家庭、學校、社會、物質、文化、歷史、現實等主客觀原因共同作用的結果。由此, 人們更加注重對犯罪的源頭治理、系統治理、綜合治理。刑罰只是犯罪綜合治理體系中的局部而非全部。在與犯罪作斗爭的系統工程中, 刑罰既不是唯一、更不是最安全的措施。殘酷過重的刑罰甚至會不當遮蔽人們對犯罪原因的理性認知, 適當輕緩的刑罰會讓人們對預防犯罪的社會責任保持警醒。同時, 隨著人們物質生活水平不斷提高, 形式上同樣的刑罰后果、同樣的刑事責任施加在犯罪人身上, 與以往相比, 給犯罪人帶來的痛苦感會明顯增強。定罪免刑作為與定罪判刑相對應的刑事責任實現方式, 在定罪的基礎上沒有判刑, 并不意味著犯罪人沒有遭受痛苦。因為刑事追訴程序本身就是一種制裁、依法審判定罪的過程本身就是一種懲罰。人民法院代表國家對犯罪人的有罪宣告更是一種嚴厲的否定評價, 會對犯罪人的工作生活帶來系列消極影響和不利后果。

  因此, 從刑罰發展進程及適用趨勢看, 受人們對犯罪發生原因的理性認知、對犯罪綜合治理的科學策略以及對刑罰痛苦感知的敏感程度等因素影響, 刑罰適用輕緩化是與人類文明同進步的大趨勢。但“當前不容忽視的是, 我國的刑罰結構總體偏重、我國的重刑主義觀念之各個層面仍有較大市場、我國的刑罰輕緩化進程仍然步履維艱。”[7]推動我國刑罰適用的輕緩化進程, 還需要配套的制度組合拳保障, 特別是需要在司法層面通過嚴格控制死刑適用和適當擴大定罪免刑適用兩端結合、上下合力。這就像為使水面上的懸浮物向下運動, 除了在懸浮物上方向下施加壓力之外, 還需要在懸浮物下方向下施加拉力, 才可能最大限度地使其突破浮力下沉。可見, 定罪免刑是適應刑罰適用輕緩化趨勢、推動刑罰適用輕緩化進程的重要刑事法律制度。

  二、定罪免刑實踐的多重困擾

  (一) 定罪免刑的法治認知偏差

  在人們的腦海里, 對犯罪的司法處置通常是以定罪判刑的“臉譜”呈現在世人面前的。與之相應的是, “罪刑 (罰) 共存”、“刑 (罰) 因罪生”、“刑 (罰) 隨罪移”、“有罪必 (刑) 罰”、“有罪即判刑”等犯罪治理觀念, 也幾乎成為了長期銘刻在人們腦海里、甚至一些學者視野里的固化形象。比如, 有學者對定罪免刑給犯罪人帶來的懲罰性及威懾力頗有疑慮地指出, “如果定罪宣告也被認為是一種懲罰的話, 刑法對犯罪的威懾力和懲罰力如何體現?定罪宣告對犯罪人自身會產生何種痛楚?這實在是讓人困惑的問題。”[4]在這樣的認識基礎上, 對犯罪預防實效的如下質疑也就油然而生:“當犯罪和刑罰脫離后, 人們既不會恐懼因犯罪而招致的后果, 也不會再因危懼而不去犯罪。于是人們就不再相信刑法會有效控制犯罪。”[4]

  法治認知是司法實踐的觀念土壤。對刑罰功能的簡單認知, 從根本上忽略了人類心靈的復雜性和刑罰效能的互動性。從犯罪心理學看, 刑罰的效能機制其實也是一種心理作用機制。在復雜社會關系的大場景中, 刑罰效能發揮與人類心理變遷往往會互為影響。因為“人類的心靈就像液體一樣, 總是順著它周圍的事物, 隨著刑場變得日益殘酷, 這些心靈也變得麻木不仁了”[6] (P.43) , 以至于“在刑罰從輕的國家里, 公民的精神受到輕刑的影響, 正像其他國家受到嚴刑的影響一樣。”[8] (P.101) 可見, 對于定罪免刑的法治認知偏差, 會在思想觀念上困擾定罪免刑的實踐運作, 進而制約定罪免刑的合理適用, 影響定罪免刑功能的正常發揮。

  (二) 定罪免刑的法律依據分歧

  在1997年刑法修訂基礎上, 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關于懲治騙購外匯、逃匯和非法買賣外匯犯罪的決定》以及十個刑法修正案, 當前我國刑法中共有17個定罪免刑條款。其中, 總則有11處, 分則有6處。從這些條款規定特點看, 總則第10條關于域外判決效力的規定相對特殊。因為它是一種基于國內刑事管轄權而對域外判決效力的國內法認可, 具有一定的程序追認屬性。據此, 在域外犯罪經過外國審判已經受過刑罰處罰的, 依然可以依照我國刑法追究刑事責任, 但可以免除或者減輕刑罰處罰。除此之外, 分則中的第164條第4款、第276條第4款、第351條、第383條、第390條、第392條等6個條款, 分別是就具體罪名規定的;總則中的第19條、第20條第2款、第21條第2款、第22條第2款、第24條第2款、第27條第2款、第28條、第67條第1款、第68條等10個條款, 分別是關于特殊刑事責任主體、特殊行為類型、特殊犯罪形態、特殊罪后表現情節的規定。總體觀之, 由于這16個條款的規定指向明確、比較具體, 所以行為人具有相應情節、符合這些規定時, 法院可以直接根據這些條款作定罪免刑判決。這在理論和實踐中沒有爭議。

  在我國刑法17個定罪免刑條款中, 有爭議的是, 刑法第37條能否作為獨立的定罪免刑依據適用?即當被告人不具有刑法第37條之外的其他16個定罪免刑條款規定的具體情節時, 能否直接依據刑法第37條對被告人作定罪免刑判決。對此, 刑法理論上存在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肯定論認為, 刑法第37條可以作為獨立的定罪免刑依據適用。比如, 有學者指出, 我國相對缺乏將沒有科刑必要性的案件從刑事程序中排除出去的分流措施, 從預防犯罪行為、促進犯罪人復歸社會的刑事政策目的出發, 認可刑法第37條的獨立適用功能, 可以補充程序法的不足, 為保障刑法謙抑性或比例原則提供最后一道安全閥。[9]否定論認為, 刑法第37條不能作為獨立的定罪免刑依據適用。比如, 有學者指出, 不宜直接根據刑法第37條的規定免除刑罰, 只有行為人具有刑法規定的其他具體的免除刑罰的情節時, 才能免予刑罰處罰。[10]這種理論認識分歧, 會在一定程度上給司法實踐帶來困擾, 甚至導致不同的法官對于同一類案件, 依據不同理論觀點來理解和適用刑法第37條, 得出截然相反的判決結論。

  (三) 定罪免刑的實體標準模糊

  從司法實踐看, 定罪免刑的實體標準模糊, 是當前定罪免刑實踐面臨著的一大困擾。這集中體現在對刑法第37條的規范解讀和司法適用中。比如, 有學者指出, 刑法第37條中的“情節輕微”是一個相當抽象的概念, 將其作為獨立的、具體的免除處罰的根據, 并不合適。[10]這是以條文用語抽象為由而置之不用。另有學者指出, 刑法第37條中的“犯罪情節輕微”要件包括了犯罪情節與量刑情節的考慮, 由于量刑情節本身的包容性, 該要件實際上并未提供任何可資借鑒的具體標準, 故仍然面臨著需要進一步解釋的困境。[11]

  誠然, 在立法層面, 文字是正義的化身。但在司法層面, 正義的獲取并不能僅囿于文字的面紗, 還需要精當的解釋揭開文字的面紗, 觸及洋溢在這些文字背后的規范實質。從刑法第37條立法表述的字面含義看, 不僅僅“情節輕微”是一個抽象模糊而難以判斷的概念, “不需要判處刑罰”、“可以免予刑事處罰”又何嘗不是抽象模糊而難以判斷的概念。因此, 對刑法第37條的規定, 不能僅僅停留在一般字面上作簡單的理解, 否則只是簡單的邏輯循環和語義重復。唯有立足懲罰原理, 植根刑罰基本理論, 作一個透徹的規范解釋, 才能從根本上明晰定罪免刑思維, 進而為司法實踐提供令人信服的實體標準。

  (四) 定罪免刑的運行程序繁瑣

  司法程序是影響法律制度實際運行的重要因素。“合理的犯罪對策需要以靈活的彈性程序為載體。”[12]當前司法實踐中, 定罪免刑案件的運行程序較為繁瑣, 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深化定罪免刑實踐的程序困擾。根據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改革和完善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制度的實施意見》 (《意見》) 第9條、第10條規定, 基層人民法院、中級人民法院、高級人民法院審理的擬免于刑事處罰的案件, 應當提交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據此, 凡是擬作出定罪免刑判決的案件, 提交審判委員會決定成為了必經程序。這使得定罪免刑案件比其他案件在運行程序上多了一道繁瑣的“緊箍咒”。但這是否合理, 值得推敲。

  從立法精神看, 根據我國法院組織法第37條規定, 審判委員會履行下列四項職能:總結審判工作經驗;討論決定重大、疑難、復雜案件的法律適用;討論決定本院已經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調解書是否應當再審;討論決定其他有關審判工作的重大問題。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第185條規定, 合議庭開庭審理并且評議后, 應當作出判決。對于疑難、復雜、重大的案件, 合議庭認為難以作出決定的, 由合議庭提請院長決定提交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審判委員會的決定, 合議庭應當執行。據此, 即便是疑難、復雜、重大的案件, 也并非一概由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只有合議庭認為難以作出決定的疑難、復雜、重大的案件, 并經合議庭提請院長決定, 才由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對比分析不難發現, 《意見》第9條、第10條背后的邏輯是:凡是定罪免刑案件, 都屬于合議庭難以作出決定的“疑難、復雜、重大的案件”。那么, 這樣規定是否合理呢?這種“一刀切”的強制性“擬制”恐怕有待細致斟酌。

  三、定罪免刑實踐的優化路徑

  (一) 立足現代犯罪治理理念深化定罪免刑的法治認知

  從觀念層面強化定罪免刑的法治認知, 進而從內心深處對定罪免刑形成認同感, 是深化定罪免刑實踐的首要之舉。對于刑罰的犯罪治理功能, 必須警醒的是, 刑罰的犯罪治理功能有限, 刑罰并非治理犯罪的靈丹妙藥, 刑罰有其自身的效用邊界, 應當摒棄刑罰崇拜及重刑主義的犯罪治理觀念。因為犯罪治理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在整個社會控制犯罪的系統工程中, 刑罰只能發揮有限的和短促的作用。”[13] (P.7) 刑罰越重, 并不意味著犯罪治理效果越好。對定罪免刑的刑事制裁屬性, 應當引起注意的是, 既需要從程序上把握刑事程序對犯罪的治理價值, 又需要從實體上把握定罪免刑的刑事懲罰性。從程序的懲罰意義看, 應當認識到, 刑事追訴程序本身對制裁犯罪的巨大意義。從實體的懲罰意義看, 應當認識到, 定罪免刑, 不僅僅是免刑, 而應當看到其作為免刑前提的有罪宣告和免刑之后的頗具制裁性痛苦的賠償損失、行政處罰、行政處分等非刑罰性措施。

  因此, 從程序與實體結合觀之, 應當樹立定罪免刑也是一種嚴厲的刑事責任實現方式的理念, 摒棄定罪免刑不是“罰”甚至認為定罪免刑會降低刑法威懾力的不當認知。在現代法治社會, 運用刑罰預防犯罪不等于也不需要必須判處刑罰。“在許多情況下法律規定了這樣的可能性, 法院宣布行為人有罪, 但免除其刑罰。”[14] (P.1030) 無論在刑事法治理論圖譜里, 還是在刑事法治具體實踐中, 定罪判刑并非依法治理犯罪、實現對犯罪合理反應的唯一模式和唯一選擇。以量刑合法性觀之, 我國刑法總則和分則中均存在不少定罪免刑條款, 這為法院的定罪免刑判決提供了法律依據。以量刑合理性觀之, 無論是從對犯罪的法律報應角度看, 還是從犯罪的特殊預防和一般預防角度看, 如果不實際判處刑罰亦能達到對犯罪的合理反應, 就沒有必要判處刑罰。

  (二) 運用刑法體系解釋原理活化定罪免刑的法律依據

  對于刑法第37條能否作為獨立定罪免刑依據適用的兩種觀點。筆者認為, 肯定論整體上秉持了一種建構性的體系解釋立場, 能夠在現有立法資源基礎上, 最大限度地盤活用好有限的定罪免刑條款、提升定罪免刑的制度供給能力, 具有現實合理性、邏輯自洽性和比較合理性, 故較為可取。從現實合理性看, 我國人口眾多、幅員遼闊, 經濟社會發展的區域差異較大, 加之社會分工日趨細化、社會關系日趨復雜, 致使司法實踐中具體犯罪行為往往紛繁復雜、形態各異, 刑法不可能為某類犯罪行為規定確切具體的犯罪后果, 不可能為司法實踐中可能出現的各種定罪免刑案件事先提煉出事無巨細、無所不包的具體免刑情節, 這使得法官在量刑時必須根據案件具體情況綜合判斷, 能動地結合個案殊情, 在定罪基礎上得出判刑或是免刑的結論。而除了刑法第37條之外的其他16個定罪免刑條款, 雖然都相應較為明確地規定了具體的免刑情節, 但難以涵括現實中確需免刑的所有情節類型。如果否定刑法37條能夠作為獨立定罪免刑依據適用, 無疑是人為地限制了定罪免刑的案件范圍, 這不利于刑事司法有針對性地回應個案裁判需求。

  從邏輯自洽性看, 我國刑法理論一般約定俗成地將量刑情節分為法定量刑情節與酌定量刑情節。肯定論認為刑法第37條可以作為獨立定罪免刑依據適用, 實際上也就是把刑法第37條體系性地解釋為酌定免刑情節規定, 與刑法中的其他免刑情節規定共同構成一個有機的免刑情節體系, 進而與刑法中的其他從輕處罰、減輕處罰情節規定一道, 共同構成一個有機的量刑情節體系, 為司法實踐中的定罪判刑與定罪免刑判決提供充分的法律依據。如果否定刑法第37條能夠作為獨立定罪免刑依據適用, 無疑是否定了酌定免刑情節, 致使我國的免刑情節體系不完整。從比較合理性看, 世界上一些國家或地區的相關立法規定也能為我國刑法第37條的獨立免刑功能提供合理鏡鑒。比如, 德國刑法典第60條規定:“如針對行為人的行為后果嚴重至判處其刑罰明顯不當的程度, 法院可免除其刑罰。但行為人因其行為被判處1年以上自由刑的, 不適用本規定。”再比如, 瑞士刑法典第66條a規定:“行為人因其犯罪行為造成自己受到嚴重傷害, 以致科處刑罰明顯不適當的, 刑事追訴之主管機關可不向法院移送案件或免除處罰。”這兩個代表性立法例中確立的“天罰免刑”規則, 充分考慮了行為人在自己的犯罪行為中遭受嚴重后果對刑罰裁量的影響, 融通了樸素的情理和嚴肅的法理, 體現了自然意義上的“天罰”與國家意義上的刑罰互可通約的懲罰本質, 可以充分的彰顯個案正義, 實現較好的司法裁判效果。[15]我國刑法中雖然沒有明確規定類似的免刑規則, 但刑法第37條為吸納該規則的精神實質提供了立法依據和解釋空間。畢竟, 世界雖大, 國情雖異, 但事似情似, 事同理同。如果一概否定刑法37條能夠作為獨立定罪免刑依據適用, 無疑是否定了類似“天罰免刑”案件, 在我國不能得到與國外大致相同的處理。

  (三) 植根綜合主義刑罰理論細化定罪免刑的實體標準

  在運用刑法體系解釋原理活化定罪免刑的法律依據基礎上, 應植根綜合主義刑罰理論, 在明晰定罪免刑思維基礎上, 細化定罪免刑標準。現代綜合主義刑罰理論是在揚棄了傳統報應主義刑罰理論、特殊預防主義刑罰理論、一般預防主義刑罰理論的基礎上, 充分吸納報應、一般預防、特殊預防的合理元素, 兼顧人權保障和犯罪預防的科學刑罰理論。現代綜合主義刑罰理論的核心在于著眼犯罪人的特殊預防, 其關鍵是處理好特殊預防與報應、一般預防的辯證關系。對于特殊預防與報應的關系而言, 報應提供了懲罰上限規則;對于特殊預防與一般預防的關系而言, 一般預防提供了懲罰下限規則;在基于報應的懲罰上限和基于報應的懲罰下限之間, 可以基于特殊預防的需求裁量刑罰。

  以此辯證關系審視刑法第37條中“犯罪情節輕微不需要判處刑罰的, 可以免予刑事處罰”之規定, 便會很自然地得出以下邏輯清晰的定罪免刑思維:“犯罪情節輕微”劃定了罪責上限, 由于犯罪情節輕微, 從法律報應的角度看, 運用刑罰懲罰犯罪的應報性較弱;“不需要判處刑罰”滿足了特殊預防的需求, 從特殊預防角度看, 在定罪基礎上 (有的案件在定罪且“根據案件的不同情況, 予以訓誡或者責令具結悔過、賠償損失, 或者由主管部門予以行政處罰或者行政處分”基礎上) 不用判處刑罰, 犯罪人也不致再重蹈覆轍、重新犯罪;“可以免予刑事處罰”滿足了一般預防的需求, 從一般預防角度看, 對犯罪人在定罪基礎上不判處任何刑罰, 不會讓一般民眾覺得實施該犯罪后被人民法院定罪免刑很劃算, 以致變相鼓勵他人模仿該犯罪的不良效應。在以上定罪免刑思維基礎上, 再結合個案特點, 梳理常見犯罪的典型情節, 有針對性地細化具有指導意義的個案定罪免刑標準, 以為司法實踐提供科學指引。比如, 對于近年來常見多發的危險駕駛罪, 就可以通過實證研究, 結合危險駕駛犯罪的主體身份、血醇含量、車輛情況、駕駛環境、查獲方式、犯罪后果、審前處遇、罪后表現等典型情節, 綜合地構筑危險駕駛罪的定罪免刑標準。[7]如此不斷累積裁判經驗, 凝聚司法共識, 獲得公眾認同, 形成構筑個罪裁判標準的良性循環。

  (四) 依托刑事訴訟程序改革優化定罪免刑的運行程序

  “規則只是一件不夠鋒利的粗糙工具, 而個案判斷則能在更大程度上實現公平和精確。”[16] (P.229) 現代司法規律表明, 并非司法程序越復雜, 司法公信力就越高。相反, “程序控制越是嚴格便越有可能成為磨滅法官獨立思考、禁錮法官主觀能動性的‘殺手锏’”[17], 甚至陷入“重程序控制、輕判決說理”的惡性循環, 這對提高司法公信力是不利的。2018年新修正的刑事訴訟法, 在原有簡易程序的基礎上, 總結了近年來認罪認罰從寬制度試點經驗, 增設了刑事速裁程序, 進一步完善了刑事訴訟程序的繁簡分流機制, 為簡單案件快速審理、疑難案件精細審理提供了立法保障。同時, 從司法實踐看, 并非所有定罪免刑案件都是“疑難、復雜、重大的案件”, 更不宜將定罪免刑案件一概視為合議庭評議后難以作決定的“疑難、復雜、重大的案件”, 皆由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

  具體而言, 筆者認為, 以下兩種定罪免刑案件, 除合議庭審理評議后認為屬于“疑難、復雜、重大的案件”難以作決定而主動提交審委會討論決定外, 不宜納入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的案件范疇:一是涉案行為對應檔次的法定最高刑在三年有期徒刑及其以下, 且被告人有刑法明確規定的自首、立功等具體的法定免刑情節, 可以直接根據相應的法律條文作定罪免刑判決的案件;二是涉案行為對應檔次的法定最高刑在三年有期徒刑及其以下, 被告人沒有刑法明確規定的自首、立功等具體法定免刑情節, 但確需直接根據刑法第37條作定罪免刑判決的案件。這兩類定罪免刑案件在司法實踐中占大多數。對于涉案行為對應檔次的法定最高刑在三年有期徒刑及其以上的案件, 在我國的刑事立法體系中屬于較重犯罪范疇, 無論被告人是否具有刑法明確規定的自首、立功等具體的法定免刑情節, 如果需要根據刑法第37條或其他免刑條文作定罪免刑判決的, 宜納入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的案件范疇。這類定罪免刑案件在司法實踐中占極少數。當前對定罪免刑案件在運行程序上如此區別處理, 兼顧了刑罰裁量幅度大小、案件難易分布實況和審判委員會職能定位, 符合繁簡分流原則和當前司法體制改革精神而相對可取。在此基礎上, 必須指出的是, 隨著今后司法體制改革的整體深入推進, 特別是司法責任制的全面落實、審判委員會職能的全面優化、裁判文書說理的全面加強, 還可以進一步淡化司法裁判的程序控制, 讓所有定罪免刑案件都由合議庭審理評議決定。

  參考文獻

  [1]白建軍.論刑法不典型[J].法學研究, 2002 (6) .
  [2]林雪標.破解瀆職犯罪輕刑化免刑化難題[N].中國紀檢監察報, 2013-01-25.
  [3] 周宗.“醉駕”可否免予刑事處罰惹爭議[N].人民公安報, 2011-11-17.
  [4]黃偉明.論定罪免刑條款對刑法邊界的解構[J].法學論壇, 2015 (1) .
  [5]何榮功.預防刑法的擴張及其限度[J].法學研究, 2017 (4) .
  [6][意]貝卡利亞.論犯罪與刑罰[M].黃風譯.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1993.
  [7]賀洪波.危險駕駛罪免刑實證研究[J].重慶理工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 , 2016 (4) .
  [8][法]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 (上) [M].張雁深譯.北京:商務印書館, 1959.
  [9]曾文科.免除刑罰制度的比較考察, 法學研究, 2017 (6)
  [10]張明楷.論減輕處罰與免除處罰[J].人民檢察, 2015 (7) .
  [11]鄭超.無刑罰的犯罪---體系化分析我國《刑法》第37條[J].政治與法律, 2017 (7) .
  [12]馬明亮.“犯罪治理”作為刑事訴訟目的的若干思考[J].法律科學, 2006 (4) .
  [13]梁根林.刑事政策:立場與范疇[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5.
  [14] [德]漢斯·海因里希·耶賽克, 托馬斯·魏根特.德國刑法教科書[M].徐久生譯.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 2009.
  [15]賀洪波.論德國刑法中的“天罰免刑”規則及其啟示[J].刑法論叢, 2013 (4) .
  [16][美]凱斯·R·孫斯坦.法律推理與政治沖突[M].金朝武等譯.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4.
  [17]賀洪波.《刑法》第37條功能定位之曲解與辯護[J].創新, 2015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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